阮云星，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英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贺曦，卡耐基梅隆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生。
赛博格是英语单词cyborg的中文音译，其由英语词组cybernetic organism，即“控制论有机体”一词合成而来。在中国，赛博格又译作赛博、赛博人、电子人、生化人、半机械人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译法。作为一个21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概念，赛博格是信息科学、生物科学知识与人文社科研究理念混合的产物，这种学科交叉的背景赋予了赛博格新异的后现代气质。它对高科技渗入当代社会后的人之本体论等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其在当代西方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受现代化语境和我国社科研究整体范式偏好之影响，赛博格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并未得到充分关注。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置身于一个在先进科学技术驱动下日趋多样化的社会，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却又须及时革新其研究范式，以求更为恰切地认识日益迈向后现代情景的当代社会运作逻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赛博格概念可能起到重要的启发与推进作用。文章将从赛博格概念的双重性出发，讨论学者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对赛博格概念的应用及其内生的诸问题，并基于控制论背景，进一步讨论赛博格隐喻之新解，及其视域中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与社会文化转型问题。
赛博格是一个晦涩的概念。为了正确地把握这一词汇的内涵，我们必须认识到赛博格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的双重属性：它最初只是一个航天技术领域的构想，而随后经女性主义学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处理，发展成为一个针对当代人—机关系乃至人之主体性问题的隐喻。 作为技术构想的赛博格概念，来自于1960年《航天学》（Astronautics）杂志上的一篇名为《赛博格与空间》（Cyborgs and Space）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Kline）两位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宇航员在严酷太空环境中的生存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植入外源性设备等科技方式改变宇航员的身体机能，以使其身体和设备构成“自主调节的（self-regulating）人机系统”，即赛博格。就此，两位作者将赛博格界定为“作为无自觉的整合性自体平衡系统而实现功能的，外源性扩展与组织化的复合体”。简单地说，赛博格就是一种生物（比如人）改进和机器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可以在生物体不自查的情况下自主工作，以赋予生物某些新的机能。
作为一种技术构想，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赛博格概念与人文学科本可无涉，直到哈拉维在1985年发表著名论文《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与20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下文简称《宣言》），这一概念才正式被引入人文研究领域。在这一过程中，赛博格概念被隐喻化处理，而这使其获得了第二重属性。哈拉维认为，在20世纪晚期，机器与有机体之间已不存在本体论的根本区别；每个人都是赛博格，即有机体与机器的混种（hybrids），而赛博格亦成了我们的本体论。简而言之，脱胎于过往的赛博格技术构想，这里所言的赛博格是因人—机器、自然—人造等根深蒂固的二元论在当代技术冲击下日趋模糊乃至边界融合而成，成为关于人之主体性问题的本体论隐喻。
应和当时欧美的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展开，《宣言》的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地位。从作为技术构想的赛博格到作为主体性隐喻的赛博格，赛博格的内涵在其间有着明显的转换——后者是前者的隐喻化，而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喻体。然而，不同于前者清晰的概念界定，哈拉维在《宣言》中并没有就赛博格隐喻对人之新本体论的论断做出足够明确的解释。即便是《宣言》中就此问题展开的为数不多的讨论，也都分散在了生涩复杂的文本中，看似缺乏系统性论证，不易于读者理解。这一缺陷或是因为《宣言》当时主要拟解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解构问题，或是因为作者写作的文风所致。无论如何，赛博格隐喻富有诗意却模棱两可的精神意蕴，为日后的跟进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我们将在下文回应这一问题。
在我国偏重现代性话语的人文社科领域中，赛博格及相关理论尚是小众的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其一，作为一种针对人之本体论以及信息社会人—技术关系的后现代反思，赛博格研究顺理成章地集中在了STS研究主题下的科技哲学及传媒学等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其在过去10余年里每年有零星成果发表；其二，鉴于赛博格是科幻作品中的常客，其“人—机复合意象”与“赛博朋克”（cyberpunk）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厚关系，故在有关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艺术研究领域中，我们也能看到赛博格的身影。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以艺术作品分析为主，主要出现在2017年之后。整体看来，赛博格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数量不多、讨论呈零散的小众化、边缘化特征。但由于文艺领域中赛博格研究的出现，赛博格研究近几年在数量上的抬头趋势仍是明显的。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旨，我们在此暂不讨论赛博格在文艺领域研究中的展开，而主要着眼于其在哲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体现。首先，鉴于赛博格概念是由哈拉维的《宣言》引入人文社科领域，且其内涵从技术构想到主体性反思的嬗变亦是在此文之中完成，不少国内学者专门撰文就《宣言》中的概念提起、主要内容，以及其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领域的效应进行了介绍和拓展分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芳芳、武田田、戴雪红等学者的作品。同时，对《宣言》内容及其赛博格意象的解析，有时也作为一些立论更为宽泛的论文的部分内容而呈现，其中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李建会与苏湛、金惠敏、陈静、赵柔柔等学者的文论。当然，在理论层次对赛博格概念的思考并不一定都从哈拉维的思想出发，例如冉聃和蔡仲、吴冠军对赛博格的研究，便是直接生发于作为技术构想的赛博格概念。但是，对接哈拉维及《宣言》的内容与思想讨论赛博格，却是国内既有的赛博格理论探讨中的典型进路。这些研究展现出了一些学者在国内赛博格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努力。他们是哈拉维思想的诠释、深化与推进者。除了上述更具抽象理论探讨色彩的研究之外，赛博格的概念也被应用于一些更为具体且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导向的讨论，而这也是本文颇为关注的文献类型。早在2004年，黄少华便在论文中直接提起了赛博格的概念。他认为，网络重塑了知识主体，“网络书写行为”凸显了人与电脑或网络的界限模糊，这消解了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凸显出了作为赛博格的破碎而不确定的新知识主体。2017年，赵睿与喻国明在讨论互联网上的“对话机器人”（Bot）时，将其理解为赛博格的一种应用形式。他们认为，赛博格是“广义上人机协同的代名词”，其正在改变传媒业的信息生产传播模式。孙玮在其2018年的研究中指出，当代的传播主体已不再是“掌握工具的自然人”，因为“技术与人的融合”使得媒介成为身体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工具；作者将这种新的“技术嵌入身体”的传播主体称之为“赛博人”。而与孙玮类似，吴倩在其2019年一篇讨论“具身阅读”的论文中也指出，随着可穿戴设备、仿生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传播主体已从生物人变成了“技术与人体互嵌”的赛博格。上述材料着力讨论了在数码/互联网生活方式普遍铺开的今天，当代人的新主体性。这一研究路径较好地代表了赛博格概念在我国学者针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常见的应用方式。这种方式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一些英文文献中，我们亦能看到这一理路。例如，晚近有学者运用赛博格概念，将智能手机阐释为年轻人的感官与大脑的延伸；有研究将人们使用信息技术存储内容以“增强大脑”的过程理解为所有人的赛博格化；而2011年图克尔（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中也有类似强调，也将赛博格的概念诠释为个人与通信设备复合以实现在线化生存的主体。总之，将人体与信息技术拼装复合或高度配合共生的技术结果理解为赛博格，上述研究对赛博格概念的应用是清晰直观的，它使用了赛博格在“人—机复合”方面的外在形象，也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回应了赛博格隐喻背后关于人之主体性在高新技术背景下转变的逻辑，故其能够给予读者较大的启发。然而遗憾的是，尤其是在跨学科、跨学派的交流之中，上述应用方式有时会面临一种批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将人与技术的紧密合作关系，理解为一种新的人之主体形态，而不将其继续遵照传统思路，理解为“使用—被使用”关系？对于当代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而言，找到人与外部技术的边界似乎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允许人类用硅基的机械置换掉我们每一毫克的碳基的躯体，在当前与可见的近未来的人类技术条件下，再紧密的人—机复合都能够仅仅被理解为一次庸常而了无新意的工具使用与技术升级，而不是能够冲击人之本体论乃至塑造新主体的“人—机合而为一”。
这种批评是现代理论与后现代思潮之冲突的直观结果，是有其合理性的。纵然我们可以忽略此处的观念分歧，但这并不利于赛博格理论的拓展应用和主流化；且更为关键的是，它的确让赛博格概念所强调的，哈拉维意义上的人之本体论问题变得可疑，而这限制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发展的可能性——解决这个问题，是学者开展赛博格研究颇为关键的前置事项。如果我们要批判现代主义理解的局限性，并提出一种对不少人而言，是违背其基于人本主义的“直觉”的概念，我们有责任为后一种理解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以避免其被指责为学术界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对上述批评的回应必须回归到如何理解赛博格概念的问题上。通常而言，在各类赛博格相关研究中，赛博格都会被直观地理解为个人与高新技术的拼装合并关系——这大致符合赛博格概念的基本意向。而正是这个作为研讨起点的理解方式，使得进一步认识该概念的深意出现了问题。具体而言，将赛博格等同于“人—机复合”，其实是将其概念更多放置在作为技术构想的赛博格之概念上，或者说放置在作为主体性隐喻的赛博格之概念的喻体上。可是，这种赛博格概念只是一种工程学意义上的考量，而非本体论反思意义上的考量。对于克莱因斯与克莱恩而言，他们不过是将赛博格作为一种概念上的“打包工具”，使他们可以使用其称呼人与机器拼装在一起的复合体——在这个取向下，赛博格并未具备直接深入讨论人之主体性问题的良好契机。诚然，如果完全遵照赛博格作为技术构想的严格界定，本体论问题还是可以一定程度地讨论。因为这个界定有两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以将赛博格意义上的“人—机复合”与普通意义上的工具使用相分离，它要求个人与机器的拼合必须达到“自体平衡”（homeostatic）和“无自觉（unconsciously）”的高水平，即机器要真的变成个人无需调动高级神经活动关注与操作的，是人的一部分。如果学者希望在“忒修斯之船”的意义上研究戴心脏起搏器，或使用自动胰岛素泵的病人作为人的主体性问题，那么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合适的——虽然它是过于超前的，以至于仍然无法逃离上文对赛博格概念的现代主义批评，毕竟我们很难将使用心脏起搏器的人理解为和我们不同的新主体。可是事实上，在赛博格概念的应用中，研究者们却更侧重于使用其讨论当代日益发展的信息通讯技术与人类间的关系。个人与电脑、手机乃至各类软件的互动关系显然尚未达到赛博格的技术定义，这种关系只是隐喻化的“人—机复合”。于是，当研究者希望在这样的逻辑中探讨人的本体论问题时，相关的裂痕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赛博格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人文社科领域，提出对人的本体论思考并产生影响，是因为其在哈拉维手上实现了隐喻化，即赛博格技术构想中的“人—机复合”观，只是赛博格隐喻的喻体而非其本体。因此在人文社科研究中，以赛博格隐喻的喻体理解这一概念有关人之本体论的内涵，显然是不能形成哈拉维基于其概念之本体而得出的理论观点的。这正是赛博格概念出现上文所论及问题的关键原因。就此，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哈拉维意义上的赛博格隐喻之本体究竟为何物。可正如前文所述，遗憾的是，《宣言》的文本组织形式使其对相关重要内容缺乏清晰有力的论述（这恐怕也是众多学者忽略赛博格隐喻之本体的直接原因），而这使得对《宣言》内涵的解读，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实现对赛博格隐喻的充分理解，我们考虑了赛博格（cyborg）作为“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之合成词的原始含义，主要围绕其背后的控制论思想，结合《宣言》文本及相关旁证材料开展分析。在作出进一步解释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借用控制论创始人之一，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三个定义，对熵（entropy）、信息（information）与控制论（cybernetics）的概念略作介绍。（1）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熵，它是一种对某系统的去组织化程度的度量。简言之，熵越增则意味着该系统越无序，即组织化程度越低；反之则组织化程度越高，越有序。熵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的概念，因为物理世界几乎所有对象都可看做一种系统或曰组织性的东西，故其都有着熵的内在属性。（2）所谓信息是指“我们和外部世界交换的内容；我们据此调节自身，又通过它使调节被外部感知”。（3）所谓控制论，则是一门研究生物或机器的控制及通讯过程的学科；中的通讯主要是指主体收取以及发送信息的过程，而控制则是该主体处理信息以使自身做出相应应答的过程。基于上述概念，本文能够对控制论思想下的主体观略作简述。通讯与控制乍听起来是一个与工程学高度相关的概念。的确，这两种活动可广泛见于当今世界的许多人造产品——既包括晚近备受关注的电子设备或程序，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置。然而事实上，通讯与控制过程并不局限于这一范围内，而其在地球上更大范围地普遍存在着，因为所有的地球生物都在从新陈代谢中获得维持系统运转的能量，以开展这一过程，即应激性是生物的基本特征，是其得以生存的关键。而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生物与部分的机器便拥有了获得某种本体论上的类同性的可能：他们都是控制论意义上的通讯与控制的主体；通讯与控制不仅是他们的功能，更是他们能够作为生物或机器存在，而不至于丧失掉其作为一种系统的有序性的基础。换言之，通讯与控制能力是生物和部分机器所共有的基础特征。
因此，在控制论的关切中，生物—机器在本体论上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了，两者拥有了一种相同的本体论。维纳使用“反馈”（feedback）的概念，对此问题作出过更为准确的界定。他认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孤立系统都具有熵增加（即组织度降低）的自然趋势；然而在控制论的视角之下，生命体和一部分机器却可以在世界整体走向熵增的局面中实现局部的暂时的熵减，即遏制住自己丧失组织性的趋势——这一过程依靠的便是反馈，即“机器基于其实际表现（actual performance）而非预期表现（expected performance）开展的控制”。通俗地说，拥有反馈控制能力的主体能够收集其上一次行为作用于外部之后的结果信息，也就是其上一次行为的“实际表现”的结果信息；并根据这一信息有针对性地规划并执行其下一个动作。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通讯—控制机制，但却使行为主体能够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的行为——无论是生物还是机器，只要具有此种反馈能力，他们便能一定程度地逆反自身的去组织化过程。就此，维纳指出，“生物体的生理（physical）机能和部分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运作，在他们通过反馈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中是完全相当的”。
正是这种理解赋予了人文社科研究者挑战传统上人与机器使用与被使用、主体与客体的既有关系，以反思人与机器相似之主体性的能力。于是，我们将赛博格隐喻理解为有关“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有机体（即生物）”的隐喻，即回到了赛博格在变成合成词之前的原初意涵。这一概念与“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机器”，即拥有反馈能力的机器相对应，两者构成了控制论的分析对象。在这种含义中，作为隐喻的赛博格出色地完成了哈拉维在《宣言》中对其赋予的诸多使命，即颠覆了自然与人造、生物与机械的二元论，不是通过强调“人—机复合”，而是强调了两者之间共同作为控制论主体的可类比的属性，这使其最终形成了一种本体论陈述——我们正是在这层含义中实现了哈拉维所言的“我们都是赛博格”“人—机复合”只是赛博格本体论下的人，与同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机器，在面向任务情景的合作关系中的表现。这正如哈拉维本人所指出，成为赛博格“不在于拥有植入物”。
必须承认，受《宣言》表述方式的影响，我们不能断言哈拉维在20余年前对赛博格隐喻的思考逻辑，与本文对其思考的辨析逻辑是否完全一致。但是，本文基于控制论思想的理解方式的确与《宣言》的文本内容及哈拉维在别处的陈述相当协调，而过去看来较费解的内容，亦能在此处变得清晰合理。我们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和生物学者的哈拉维，其赛博格隐喻正是在控制论思想中产生（这一点哈拉维在接受学术访谈时亦有承认），而这种理解方式绕开了将赛博格等同于“人—机复合”所导致的研究陷阱。且更关键的是，它为赛博格研究打开了一条更具文理学科大跨度的信息社会研究思路，使我们能够摸索人文社科领域的某种研究范式转型。
在现阶段，当本研究考虑赛博格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时，赛博格更多指代的还是人而非其他生物，其处理的是人与其他同为控制论主体那部分的机器的关系。在赛博格隐喻中，作为控制论主体的人，是关乎信息接收处理及通过反馈控制自身行为的主体。人的更“高级”属性，亦建立在这一基础属性之上。这种属性隐喻对于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性，在于它声明了一种晚近的全球社会关系，即赛博格与赛博格、赛博格与控制论机器，以及控制论机器之间互相勾连形成的信息网络关系，这构成了人机“互联互通”的赛博格社会。这里的“互联互通”不是泛泛之意的，而是基于控制论技术意义上的，即信息收取、处理、再发送意义上的联系。这种社会关系将作为赛博格的人，和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机器放置到同一个平面，它是赛博格隐喻有关二元论破溃而挑战人之主体性的内容在社会实践上的体现。它不是一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刻意之举，事实上，当我们在控制论视角下，以信息为轴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时，这种理解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这种关系是晚近的产物，毕竟拥有反馈能力的机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而这种关系变得凸显，则还是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在21世纪突飞猛进，以至于控制论机器的反馈能力显著提升之后的事情——基于信息通讯技术设计的当代设备，很多都是较高水平的控制论机器。在今天的中国，外卖员与网约车司机在自动运行的算法指挥下有序劳动，行人在电子地图自动生成的路线规划与交通预测下安排出行，年轻人的线上自我呈现及其审美观念在美颜软件的中介和干预下不断被修正和重塑，网民的认知与他们上网接触的新闻资讯在个性化推送的调整中不断互构，我们认为，赛博格与控制论机器在信息处理意义上平行的主体性质表征是明显的。赛博格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凸显，其背后至少存在着两项当代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脉络。第一条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及其商业化应用的发展。其实，自1956年达特茅斯（Dartmouth）会议定义了原初和广义的人工智能概念，即使用机器模仿人类智能之时，所有关于开发人工智能的努力，即试图通过电子技术制造更高水平的控制论机器的努力，都在深远地推动着社会的赛博格化。而这一推动作用随着近年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ML）等人工智能算法的长足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场景分析、内容推荐等方面的广泛应用而变得更为强劲。控制论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使其逐渐能够在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与人类互动，赛博格社会的状态因此加深。第二条是移动互联技术及其商业化应用的发展，这背后包含着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例如5g技术）、终端设备的研发（例如手机）和相关配套商业化应用软件（例如微信）的开发。移动互联技术实现了个人与赛博格社会之信息网络的持续性联结（continuous contact），即信息的收取和发布是即时性的，超越地理局限的。它在当代的深远发展，使得信息交互的载体日趋丰富、速度日趋提高而成本日趋降低，这进一步加强了持续性联结的水平，故而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赛博格化。虽然这两条脉络只是赛博格社会在今日得到凸显的重要原因而非全部原因，不过，其可以呈现出赛博格社会形态与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之间的紧密关系。赛博格社会的凸显是一次深远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当人类的社会网络迎来了不属于进化论之子嗣，却又能和人类在信息意义上组网互动的新主体时——虽然这些新主体的机能有的还处于较为粗糙的阶段——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的日常生活，人类社会的诸多机制都被深远地改变了。这一转型过程的典型特征，借哈拉维之言，在于“没有物件、空间或身体本身是神圣的；如果能够建立起恰当的标准或编码，以在同一种语言中处理信号，任何一个组件都能与其他组件接合”；世界被转化成了一个编码的问题。在赛博格社会中，赛博格和控制论机器在共同组成信息网络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属性相当的信息处理系统。而作为赛博格的人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诸多特性以及它所接受、处理和发布的诸多信息，都在被数据化地度量；因为这正是信息维度下对人类及其行为顺理成章的理解方式。由此，从个体到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正在逐步向通过量化的测度而建构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滑动，这展示出了“万物皆量化”的社会发展取向。这一情形正如王天一在一本科普作品中所指出：“人和物的一切状态和行为都能数据化”，即地图类应用数据化了地理场景，电商平台之商品数据化了现实物品，微博和论坛数据化了思想，转化和点赞数据化了传播……进一步地，这种社会事实也伴随着群体的“数据信仰”式的文化景观——正如赫拉利（Yuval Harari）指出，人文主义的“聆听内心的声音”变成了数据主义（dataism）的“聆听算法的意见”。这种社会与文化过程的叠加效应，正在进一步加深人在高新科技作用下身体被规训、意义被简化的程度，即其使人愈发脱离人本主义概念下的“人”，而变成控制论意义上的赛博格，一种信息处理系统。这些变化过程需要被学者敏锐捕捉和审慎探讨、反思。总之，当我们应用赛博格隐喻引导今日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时，我们需要着眼于上文所讨论的，赛博格社会所呈现的控制论主体间信息化的关系。以赛博格、赛博格与控制论机器组网形成的赛博格社会，以及赛博格社会凸显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赛博格概念的应用关键，在于使其处理人与控制论机器的关系，并分析关系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因为正是控制论机器映衬出了人作为赛博格的属性。这种属性是人在开发控制论机器的过程中对自身性质的反思。赛博格概念是为了处理人与控制论机器的关系而诞生。没有控制论机器，赛博格的概念也许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本文开始于对赛博格双重性质的辨析，它最初是一个技术构想，而后在哈拉维的《宣言》中实现了隐喻化，成为一种关于人之本体论的反思。由于作为隐喻的赛博格在其理论应用上面临着一种现代主义话语的质疑，为此，我们不能将其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人—机复合”工程带来人之主体性嬗变，而应回归到其作为“控制论有机体”背后的控制论思想中，定位赛博格隐喻的学理内涵。研究认为，赛博格所隐喻的是作为控制论主体的人，即通过通信—（反馈）控制而局部暂时抵抗熵增自然趋势的主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与部分控制论机器获得了共同的本体论，而这种理解实现了对人本主义的“人”之主体观念的挑战，亦可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造、有机—无机、人—非人的二元论。对人之赛博格主体性的理解与控制论机器的当代发展息息相关，在与日趋演进的控制论机器组成信息交互网络时，两者间新型的社会关系塑造了当代全球社会作为赛博格社会的新样态。赛博格社会在当代的凸显，受益于以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在当今的深度发展（当然，生物科学与医学等学科的当代进展，也对赛博格社会的当代凸显做出了颇为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部分亦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交织缠绕，但本文暂且不展开探讨），而这一演化发展脉络中又蕴含着深远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逻辑。赛博格隐喻为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指引了一种潜在的后现代背景下的范式转换可能。而未来社会的相关研究亦离不开基于有关赛博格与赛博格社会的本体论、知识论及方法论的前瞻思考和建构，一方面，它探讨当代语境下有关人之本体论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它探索赛博格社会中的经验现象、内生机制及新智识生产。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图片来自于百度图片。
责编|马大力
网编|陈家威